中 国 IT 每一天 2004年11月15日        21世纪是一个充满了挑战和机遇的世纪，所以21世纪理应属于发展中国家，属于中国；21世纪亦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所以中国只有以信息化才能真正带动各行各业的发展，才能真正屹立于民族之林；而软件产业，作为信息化的核心产业，作为关系到所有行业的产业，当仁不让的成为这个世纪的焦点。风云对话：中国软件，如何不"软"？

何新贵：现任中国载人飞船工程软件专家组组长，FUN乐天使官方网站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北京计算机学会理事长。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杨芙清：计算机软件专家；FUN乐天使官方网站教授、FUN乐天使官方网站信息与工程科学学部主任，软件工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FUN乐天使官方网站软件学院理事长、名誉院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学科评议组第一召集人，中国计算机学会、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1991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德毅：著名计算机工程和人工智能专家，现任全军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总参人才三队伍建设顾问、总装备部科技委委员、博士生导师、研究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大项目专家组副组长国家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十届全国政协委员。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姜广智：原北京市软件产业促进中心主任，现任北京科委信息处处长。
孙 伟：博士，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IEEE(国际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高级资深会员。在美国迈阿密佛罗里达州州立大学FIU计算机学院任助理教授(1990-1995)，副教授并终身教授(1995)，FIU高性能数据库研究中心副主任和多媒体计算实验室主任。
李 健：原北京工业大学软件学院院长
何泾沙：现任北京市市属（管）高等学校特聘教授，北京工业大学软件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何博士1982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何泾纱曾经服务于美国IBM公司、MCI通信公司、GRIC网络通讯公司和富士通（美国）研究院，任资深科学家、高级工程师，首席工程师和高级研究员等，1995年被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聘为客座教授。
中印一战，值否一战？        业内人士云，中国软件业里有两类挣钱的人，其中第一类人就是在做对美、日软件外包。前不久，北京软件行业协会召开了一个中国软件外包出口的国际峰会，一场由美国某咨询公司主办的中国软件外包峰会也在北京召开，于是秋高气爽的北京，仿佛迎来了中国软件外包业务的黄金季节。只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此处，展现在大家面前的却是中印之间仿佛不可逾越的差距。那末，对于亟待发展的中国软件业来讲，究竟该如何掌控软件外包？对日还是对美？究竟是学习印度还是另谋出路？习惯把印度当成"假想敌"的我们，究竟该不该对其"开战"？
记者：提到软件外包出口，就不能不提印度，您认为我们跟印度之间主要存在哪些差距？
何新贵：软件作为一个工程来说的话，应具备4个要素。我从这4个方面来与印度的情况做一下比较。
第一， 理论与技术。过去我们大学的教科书，主要内容都是关于这方面的，结构化教授、面向对象的理论技术、快速原型、各种理论、模型之类等等都是在讲这方面内容，而且介绍得很多。对于中国人来说，只要国外出现新理论，我看不超过半年，国内大概就知道了，并且可以很快掌握相关原理。我认为这方面不是问题，我们一点也不比印度差，甚至比他们强。
第二， 工具和环境。例如，机械工程，要有车床；土木工程，要有大吊车、和水泥的机器、脚手架等；在软件工程里，也应有很多软件工具和软件环境，以使软件的开发更加方便容易。在这个方面，与印度相比，我们就差得多。
第三， 标准和规范。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螺丝钉也有其相应的工艺要求，否则就拧不起来。任何工程，标准都非常重要而严格。可是在软件工程方面，虽然国内制定的标准也不少，但没有很认真地执行。这点我认为载人飞船工程做得比较好。我们就是严把标准与规范，包括文档，该怎么写，该写几章、几节，每节的内容有什么，都有标准和规定，甚至标题，都不能随便改。载人飞船工程的软件文档格式，包括风格，不管是谁写的，基本上都相同。即使在某一节里没有内容，也要求写上"此节无内容"，而不能删除此节。我们就一直按照标准严格执行。在这个方面，国内和印度差得更多了。我们国内搞软件往往自由化，不愿意写文档，通常大家也不愿意按照标准和规范写，觉得浪费时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点和其它工程的要求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第四， 管理与控制。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最差的。软件开发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管理问题。管理就是要认真做计划，计划制定后应跟踪实施效果。计划要基于现实情况的精确估计，计划制定之后，必须进行监督和跟踪。万一所制定的计划不符合实际情况，就应适当地修改。控制指的是质量控制。
当然我国与印度之间的差距，还有某些客观因素，例如，很多印度人的母语是英语，这个因素不能小看，尽刮颐悄昵崛擞⒂锼教岣吡耍亲芴逅接胗《认啾然故怯薪洗蟛罹啵辉俦热缥颐且恍┨逯疲钊绯龉墓芾恚淙幌衷谑窃嚼丛搅榛睿牵《鹊某龉┲こ晒β室任颐歉叩枚啵捎谇┲さ仍颍颐强赡芏艉芏嗌袒Ｕ馐侵贫群陀镅苑矫娴闹圃肌?BR>孙伟：在对英美软件外包方面，我们和印度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这其中就一定有不可克服的原因。
1、 印度的母语是英语。我国的英语水平大家最清楚，而且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肯定会影响沟通。
2、 我们拿美国的签证成功率一般不会超过20%。做软件外包肯定是要派人去做现场服务的，纯粹的不要现场服务的外包项目很少。
3、 印度沿袭了英国的法制制度，更容易在政治制度、法制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上获得英美国家的认可。
4、 美国就自己的战略发展角度，更多的会将逐渐发展壮大的中国考虑成竞争对手，而把印度视为合作伙伴，所以美国更倾向于把自己的软件外包到印度去。
5、 美国人做事情以信誉为重，做任何一个项目都要提供给他们相关的参考项目文档，他们非常重视您所服务过的国外公司对你的认可度和你本身的信誉度，你在国内做多少案例他们是不认可的，因为那是他们无法验证的。而这一点也是我们的企业所无法提供的。
6、 在获得了外包单子后，一般需要一份英文的企划书。写英文的企划书是要经过特别训练的，很遗憾我们现在培养的学生大都很难胜任，更不用说去做之后的答辩、跟进和咨询了。
7、 在美国大的项目是需要押金的，我国的软件公司资金流转不灵、外汇兑换不畅通，这个问题也是制约我国发展软件外包的瓶颈之一。
8、 美国IT从业人员中印度和我国人员的比例是3：1，所以如果我们做到了印度的25%，我们就达到统计上的持平了。
9、 需要注意的是，在薪酬成本方面，我们也不比印度占优。
记者：那么我们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印度，有必要向他学习吗？
杨芙清：我始终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向印度学习，只是在软件外包这一问题上，它可能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印度在软件产业中也有一些方面不如我们吗！
何泾沙：中国发展软件产业最急需的是具有深度思维、能够做结构设计、能够做比较好的系统设计或者比较好的系统管理和开发管理软件的人，最急需的是能够做软件过程管理的人。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印度的发展模式上，应该说是有所不同的。我想，我们应该根据国情，更多地探索适合我们自身发展的方式和方法。当然，印度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比如，印度的教材，像Abutech，写得很好、很实用，而我们国家很多人写教材习惯写得深一些，觉得这样会显得有水平，其实则不然。实际上国外大多数教科书都写得比较浅显，它会尽量把深的东西解释得清楚，这是需要我们去改正的，我们应该考虑到学习者本身的知识结构、技能结构，然后再去分析成文。
李健：做软件外包是中国软件业发展的重要模式之一，是必须大力发展的。但是，向谁学习、做谁的软件外包是需要仔细调查考虑的。美国在软件业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厂商几乎都在美国；日本仅次于美国；印度则在软件外包、软件出口方面做得很好。那么我们国家的软件产业要走什么路，要向谁去学习，我们的企业结构应当是什么样子的，人才结构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需要怎么培养人才等等这些问题都应当好好研究。
记者：我们在对英美软件外包方面的成绩始终不理想，可是在对日软件外包方面我们却有了很大的发展，那么我们该如何在两者之间进行抉择？
孙伟：我认为我们应该发展国内软件产业和以对日软件外包作为加入国际竞争的突破点。加大力度发展对日软件外包，这是我们产业的一个热点，也是一个发展方向，更是我们成立日文应用软件开发专业的原因。首先这个行业的发展空间还很大，我们现在做的外包只占日本外包的2%；其次在对日软件外包上我们有绝对的优势：1、距离优势；2、文化相近；3、语言上易学易接受。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要竭尽全力，打赢对日软件外包这一仗！
李健：我们的定位和印度的定位可能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比如我们要做软件出口，但是我们做的时候是不是能跟他一样，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不太赞成与印度人合作，因为我们实际上基本没有能和印度人合作的东西。第一，印度人主要接海外订单，所以他们潜意识里总拿中国做假想敌，尽管很多印度人对中国很友好，但政府未必是这样子的；第二，印度人和我们合作时，认为中国应该给他们订单，他们拿到订单后再由中国人来做这些产品，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发展前景是什么很需要质疑。做软件是一种工程化的过程，也是一种高级思维的结果，这方面我们有很多还是要看美国的。现在我们做日本的订单比较多，但是一定要积极发展美国市场。如果去给印度人打工，那就是自己放弃了国际市场。